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奢侈的“在商言商”(图)

2016-11-22| 发布者: 小编|来源: 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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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45年后两大阵营的搏杀,最后决定胜利的诸多因素,中间阶层的一步步倾斜绝对无法忽视

  如果说中国商人中间有什么“真言”流传的话,应该首推两句话,一曰“在商言商”,二曰“闷声发大财”。这两句话紧密相联而又互为因果,盖商人们总是认为,只要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的生意,则必有发财之机会也。

  但事实证明,这只是一种念想而已。传统社会里,如费正清所说:“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,而是从官方获得捕鼠的垄断权”,在费尽心机造出效率更高的捕鼠机和取得捕鼠的垄断权二者之间,聪明的商人们作何选择不言而喻,而这种选择也必然产生一种依附性,“在商言商”岂非空谈?

  民国之推翻帝制一度燃起了商人们新的希望,但不久即归于破灭。对商人们来说,糟糕者在于,袁世凯倒台之后形成的政治、社会紊乱之局里,连商贾必须的基本的秩序都无法提供了。失望与愤怒逐日累积,像穆藕初这样的民国商界闻人终于大声疾呼:“我们所坚持的商人应该仅仅关心商业的老观点,今天已不适用了。我们的责任是把商人团结起来,设法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来迫使我们的政府改进国内事务。”

  商人的失望和愤怒发展到顶点,是所谓“商人政府”的建立。1923年6月23日,因为曹锟驱逐总统黎元洪,政局异常动荡,上海总商会举行了一次非常会议,会上它“宣布独立”。这一举动遭到了国民党人的奚落,“实在可笑,……上海商会竟要组织一个商人政府……好像上海除了商人以外竟无别人了”,公共空间中可能是唯一的鼓励来自毛泽东,他在《向导周报》上撰文赞曰:“上海的商人们……采用了革命的方法,他们以百倍的勇气掌管了国家事务……”

  不论或赞或弹,上海商界的这个非常举动没有实际效果几乎是注定的,就以商人要求督军不干政的诉求来说,哪怕设计得再美妙,但正像《伊索寓言》那个著名的比喻,会有哪只老鼠愿意去给猫系铃铛呢?

  其实更应关注这个非常举动的象征意义。它意味着,面对现实,原本希望闷声发大财的这个群体已经忍无可忍。


  北洋政府治下的商人们是这样一种状态,广州军政府治下的广东又如何呢?1924年8月至10月,广州商团与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发生流血冲突,以往史学界一般把“广州商团事变”定性为买办商人勾结帝国主义反对革命政府的一次叛乱,但无说服力。中山大学教授邱捷在新著《晚清民国初年广东的士绅与商人》(广西师范大学2012年版)一书中揭示了事件的另一面:“孙中山的理论和国民党的纲领,使这个政府成为当日中国最进步的一个,但这个政权的重要支柱军队,以及它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,却不能不令商人痛恨。从中国革命的角度看,广东开始成为新的革命策源地,但在商人眼中,广东则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动乱时期。”

  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稳固,因为其对付商人包括勒索、绑票、暗杀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,商人抗争的激烈程度此后大大降低了,但这并不表示国民党政权就是胜利者。1945年后两大阵营的搏杀,最后决定胜利的诸多因素,中间阶层的一步步倾斜绝对无法忽视。通过这样的选择,商人们显示了自己的力量,同时也在向外界宣示,他们已无法回到“在商言商”的幻想中。

  黄波/文

  黄波 1973年生,湖北宜都人,现供职于《南方都市报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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